反对十教授将燃油税作环保工具 _车主之声·汽车大世界

提要：也许，提高燃油消费税，对于抑制燃油消费确实有效——效果究竟有多少，无人能肯定。因而，实现燃油重油，可能确实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生态友好型社会的一种办法。但是，这也很可能是一种杀敌一百、自损一百的办法。我不会赞成政府用剥夺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作者：秋风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郑也夫等十教授向总理建议，将燃油税提高到每升三至四元，我在网易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后来，郑教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予以反驳，并表明希望通过争吵，吸引公众关心这个重大问题。郑教授是我的老师，我也就凑个热闹，作个回应。

在此，我直截了当地说明基本立场：我反对利用税收追求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筹集资金之外的目标。

税收的正确用途

人民如果同意建立政府，或者认可当下的秩序，那就必须授予政府一定资金，以使之能够维持，使之有能力提供人民所期待、且由政府提供也比较合理的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人民授予政府的这笔收入就是税，政府的道德和政治责任在于把这些收入用于供应人民认为最紧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当然，这些公共服务与公共品是什么，取决于处于具体时空中的国民共识和价值观。比如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国民同意政府征收高税率，以换取政府生产的高福利。在美国，国民更愿意自己对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因而，只同意较低的整体税负。但不论如何，税收的基本性质却是确定的：民众授予政府一些收入，使之供应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很显然，十教授所建议的高燃油税，不在这种税收的范畴中。

郑教授虽然说，征收燃油税是为了筹集道路修建维护费。然而，按照税收的基本原则，给定人民所缴纳的税款总额，可以推定其中理应已经包括修建维护道路的经费，假如人民确实认为这是必需公共品的话。即便为了筹集修建道路的经费，似乎也没有理由把燃油税突然提高那么多。

反过来，郑教授如果贯彻自己提出的“谁用路谁交费”的原则，那征收燃油税就成为不必要。他完全可以主张道路商业化，普遍地建立收费公路制度——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倾向于这样的制度。当然，相应地，政府也应当大幅度减税，退还被推定用于公共修建维护道路的资金。

因此，郑教授把燃油高税与修建维护道路联系在一起，并不令人信服。不过，这本来就不是十教授的建议与郑教授的论述重点所在。十教授建议政府对燃油消费开征“中等强度”的燃油税，以抑制民众的燃油消费，尤其是汽车的燃油消费，从而达成建设节约型社会、生态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我绝不反对这样的美好社会目标。但是，我不认为，利用重税达成这个目标是可欲的。当然，郑教授反复声明，十教授所建议的只是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中等强度燃油税。但是，考虑到国人的收入水准、以及长期以来的税负，这恐怕算一个重税。以目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为基准来计算，税率应当已经超过100%了。

以这样的手段来追求一个虽然美好的目标，并不可取。因为，这不符合税收的基本原则。十教授建议政府征税，不是要政府提供某种确定的公共服务或公共品，而是要政府承担起改变人们的偏好、调整人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的责任。在这里，税收被当成一种政策工具。

把税收当工具的谬误

当然，政府早就在拿税收作工具，追求各种各样的政策目标。比如，政府针对不同产业制定不同税率，包括出口退税政策，地方政府竞争的策略都有税收政策项目。这样的政策可谓源远流长，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起，重商主义就指导政府用税收管理进出口、调节人们的生产与消费行为。

但是，这些把税收当作政策工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滥用权力——只有减税的做法可以除外。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于重商主义政府利用税收政策追求各种政策目标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这些做法必然扭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必然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制造程度不等的不平等、不公正。

政府为筹措供应合理之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而征税，与把税收当成政策工具，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通常不会对社会正常的生产、交易、消费活动产生扰乱作用，后者却必然会产生扰乱作用，因为它本来就是要对不同人群、产业区别对待。

而一旦允许政府使用这样的政策，政府就可以巧立无数名目，开征各种各样的税。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呈现出这种态势。还有很多人怀抱着美好的理想，告诉政府，可以开征这样那样的税，让政府去达成它所设想的美好目标。

问题是，这些人士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却是授予政府以越来越多的剥夺权力。超出政府维持其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应限度之外的一切税，都是一种没有道理的剥夺，不管其所设立的名目听起来是多么美好。美国最高法官历史上最著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的权力。对于这样的权力，必须严密地看管起来，绝不给它任何滥用的借口。

当然，再说一遍，我不反对那些美好的目标本身，比如，关于汽车消费，我也赞成减少尾气排放。只是我不会提出抑制抑制石油消费的建议，担心未来的人们、包括中国人没有能源使用，纯属杞人忧天。以汽车为例，现在的天然气、电力、植物酒精燃料汽车已经进入实用阶段。

如果目标是减少汽车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那么，在我看来，在税收政策之外，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设想。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我看到，郑教授在别的文章中也谈到了欧美汽车消费乃至于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并将其归因于国民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是十分中肯的结论。

国民愿意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从根本上决定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美国人依赖汽车、喜好大排量汽车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政府的燃油税放纵，而是因为那是他们喜好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改变。比如，随着石油价格上涨，美国人开小排量汽车的的越来越多。或者因为人们的生态观念不同，对汽车的选择也不同。

重要的是，石油价格上涨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与政府加税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我想向郑教授申明的也正在于这一点。也许，提高燃油消费税，对于抑制燃油消费确实有效——效果究竟有多少，无人能肯定。因而，实现燃油重油，可能确实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生态友好型社会的一种办法。但是，这也很可能是一种杀敌一百、自损一百的办法。我不会赞成政府用剥夺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斯密曾经说到他的理想是建立“自然的自由体制”。据此，我想说，把人们消费模式的调整交给“自然”。这“自然”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自然变动；也包括价格不受控制的变动，因为，放开价格控制就可以诱导人们对石油的稀缺性作出正确反应。

相对政府的权力来说，这些方法可能比较起效缓慢。但是，做任何事情，正确与否是比快慢与否更重要的考量。 (本文来源：大洋网 )

提要：也许，提高燃油消费税，对于抑制燃油消费确实有效——效果究竟有多少，无人能肯定。因而，实现燃油重油，可能确实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生态友好型社会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