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众对哈恩访一汽非常恼火---哈恩眼中的中国之六

　　由于一汽大众是是大众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公司，因而大众必须接受40%的参股比例，哈恩建议让组装大众汽车商用车的台湾合作伙伴以10%的股份参与这个项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

　　如今再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哈恩，是因为大众当时确实想走曲线救国的路径，通过以后收购台湾合作伙伴的股份从而达到1：1的持股比例。但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从未打折。

　　虽然大众当时只有40%的股份比例，但它却以相同的比例分担了和一汽的管理责任。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对于哈恩一行造访一汽非常恼火，地方之间的利益竞争与保护主意在中国从来就没消失过，上海市市长对于此事恼火的原因在于，哈恩们造访一汽并未得到他的许可。况且，他并不认为长春和上海之间的分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们太在意国内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了。”哈恩如此描述。

　　事实上，在哈恩看来，从大众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两个合资厂只是大众在中国的两个组装厂而已，无所谓竞争关系。而哈恩更看重的是一汽的另一家合作伙伴——丰田。而当时丰田在中国的零部件策略已经非常深入，他们在中国广布汽车零部件企业，以通过控制零部件终端来控制汽车制造成本。

　　这也是哈恩想要做的事情，他希望通过与一汽的合作尽快完成大众在本土化领域的功课。尽管有了到长春的“越轨”行为，但这次北京之行结束时，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在当时中国的超五星级酒店GREAT WALL HOTEL设晚宴招待了他们。当时的德国大使费舍尔和经济参赞容客也出席这次晚宴。

　　哈恩说“我们的东道主确实了不起”，因为他们待人接物的风格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智慧和儒家行为方式打动了这位德国人。中国领导层特别务实地坚决实施一种战略，既争取时间获得一位可靠的伙伴，同时又不放弃目标或减速。

　　尽管有上海的不满，但最后一汽大众的项目还是拿下来了，这次成功靠了许多的人帮助，双方领导层的密切联系和哈恩们的谈判小组同中国伙伴交往时的大量经验也对于这一项目的最后签订也非常重要。

　　当哈恩满怀春风得意的情致回到德国总部向董事会成员汇报成果时，他的汇报遭到了董事会一致的拒绝，奥迪公司的拒绝反应让哈恩感到“特别奇怪”，因为奥迪的董事们还没有意识到，奥迪在1991-1992年的盈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的散件组装出口。因而哈恩不得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争取到董事会同意的长春计划。

　　1990年11月20日，一汽大众成立，1991年年底开始以CKD的方式利用威斯特莫兰德曾经的设备生产出了首批捷达车。说起威斯特莫兰德工厂，有一段比较有趣的故事。

　　威斯特莫兰德是大众在美国盲目扩张的产物，在哈恩离开大众的那段时间，大众在美国迅速扩张，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建新工厂，另一方面产品的销量却在不断下滑。威斯特莫兰德本来就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工厂，但在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底特律郊区的斯特林海特斯却还在建另一座规模同样大的工厂。

　　这座年生产量计划为25万辆的工厂被哈恩领导的董事会紧急叫停，这家工厂后来被卖给了克莱斯勒。而一手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当时大众美国的总经理麦克莱尔，当时他还带领哈恩参观另一个能建立日均生产1000辆的地皮。看来美国的土地就是大。

　　威斯特莫兰德在北美市场不断亏损，最终大众决定停止它在北美的生产。生产设备被装船从威斯特莫兰德运往中国，在一汽大众被重新安装起来。最后这些设备在使用时间上打破了大众的全球记录，使用运行时间超过了25年。厂房本身被低价卖给宾夕法尼亚政府，政府将它租给了索尼公司。

　　后来，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汽大众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2003年，中国销售了近70万辆大众汽车和奥迪，第一次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单一国家市场。哈恩甚至觉得，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存在，才有了大众今天在全球市场的崛起。

　　“中国人没有我们这里所理解和重视、常常滥用的自由，他们不再像数百年来他们的每一代祖先那样受饥饿威胁，虽然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难道这样的事实对他们来说不像今天的每个中国人在礼拜天散步时都骄傲地感受到进步一样具有优先权吗？”哈恩这样来理解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差别。而愤青们每天都盯着西方式民主不断地往各样的“网络愤坑”恣意地传播着那些所谓的民主。

　　“中国开始了一场逐步的、尽管只是地方性的民主化，他的范围和速度应由中国决定，而不是外国的理论家，我们西方的文化圈里花100年才学会了有效的民主，但它至今都不完美，而我们却期待别人从第一天起就完美。”这是一个退休的、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老人在文章的末尾给予中国的客观评价。

　　由于一汽大众是是大众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公司，因而大众必须接受40%的参股比例，哈恩建议让组装大众汽车商用车的台湾合作伙伴以10%的股份参与这个项目，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