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我为什么建议提高燃油税

　　很高兴读到秋风在网易上反对十教授燃油税建议的专稿(2008年12月26日《反对十教授提高燃油税的建议》)。没有这个靶子,我真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详细阐述我的观点。而没有争吵,怎么吸引大家关心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十位提出这个建议,在极小的程度上是以为可能影响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唤起大家对这个问题,对公正,对可持续生存方式的思考和争论。这实在是个大问题。

　　秋风好像喜欢笼统地看待一切税收。他引用杨小凯的观点:缺乏财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只能采取低税率政策。而一篇800字的建议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一般的意义上讨论税收,它只说燃油税额。秋风反对燃油税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能力保证燃油税收入之合理使用吗?”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很怀疑秋风不知道征收燃油税的理由,也就是燃油税的用场,那就是支付道路修建费。我相信现在的道路修建当中肯定有腐败,有不合理的使用,那么我们是否该限制政府花钱修路呢?秋风以为征收燃油税之前的情况“合理”吗?中国驾车族每年缴纳的养路费远远抵消不了道路修建费。道路的修建费无疑是政府从无车人那里拿来,帮助有车人买单了。为什么秋风忧心燃油税收人的合理使用,却宁愿保持对广大无车人的盘剥?哪个群体更贫困,更弱势,更缺少话语权?盘剥无车族难道就不是“低人权”的问题?

　　我们确实希望抑制石油消费。但是根本就不需要过高的价格,只要价格公正,就可以抑制荒诞的高消费。我们也确实是企图提出一个公正的税额:谁用路,谁买单,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秋风在文中一再将我们的建议称为“高税收”。很抱歉,我们没有提出“高税收”的建议。我们在文中说:“3—4元/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等强度的燃油税额。”这额度大大地低于欧洲(笔者估算,约合人民币每升6元),大约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秋风反驳我们的建议,很遗憾,他既没有表态自己是支持每升1元的燃油税,还是希望保持过去的养路费,不设燃油税。我们必须问:大话说了很多,你的落点在哪里?

　　我们在文章中说:“合理的价格是良好的信号和强有力的杠杆。”秋风以为肤浅,他说:“人们的需求不完全是由价格决定的。”谁说过“完全”两字?而事实上发生的是,每当美国汽油涨价,很多人就弃轿车,乘地铁。商人比常人更会算计。说中国商人因为劳动力便宜,就不在乎油价,油贵了也是原来怎么用照旧怎么用,大约是因为你没做商人。难道在没有给农民工一个公道之前,我们就不可以单独地谈论合理的燃油税了吗?就不可以追求油价、路价的公道了吗?其实燃油税主要针对的就是驾车族,旨在解决养路费的合理分摊,其副产品才是促使驾车族节能。秋风一上来就论证燃油税无助于企业节能,再次说明,他不知燃油税之初衷和主旨。

　　秋风说:“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人们普遍地不具有节约能源的主观认知,偏好低燃油税,政府征收高燃油税的法律未必能够为议会通过。”美国的情况特殊一点,几乎有工作的人都有车。在其他民主社会,民众是划分为有车族和无车族的,无车族不可能为有车族使用道路买单,有车族偏好低燃油税也没用,大家要吵出一个公道才成,在那里恰恰是低燃油税不可能通过。

　　秋风说:“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如此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不是专家或政府所能决定的,只有民众有能力决定,也只应当由民众来决定。”学者和政府,建议和决策,是截然不同的角色和职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也都拥有宣扬自己理念的权利。需要约束的是,不可以强迫别人遵从你的理想。而那种强迫不是来自学者的言论,而是来自权势者的行动。“建议”有决定他人生活的性质吗?即使我们促成了每升汽油3元钱的燃油税,导致你不开车,那也是真实的消费成本约束了你,而不是我们的理想。今天中国缺少的是民众的参与,“建议”属于参与的一种形式。以“不要替民众决定何为美好生活”来谴责学者的言论,荒诞得可以。秋风还说:“这大多数(民众)至少有能力对于不同的方案之好坏进行判断。”错了。多种参照是良好判断的必要基础。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只有一个荒诞的价格在误导消费者,“大多数人”如何就一定具有判断能力?

　　秋风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欧洲)民众的这种价值倾向,推动欧洲各国政府制定了高燃油税政策。”如是,你该欣赏我们十位教授才对,我们也是企图推动合理的燃油税政策的民众中的组成部分,也是怀抱追求公正的社会价值观的一分子。只是我们其实是平和的,我们没想推动高燃油税,只是企图推动公正的、中等强度的燃油税。是因为政策和舆论都偏袒富人和有车族,一项本来保守的建议才显得激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很高兴读到秋风在网易上反对十教授燃油税建议的专稿(2008年12月26日《反对十教授提高燃油税的建议》)。没有这个靶子,我真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详细阐述我的观